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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的轉化與內在革命——關于我們時代公共行政大問題的對話
學術論壇
張成福
發布時間:2019-11-18  發布人:本站  源自:本站
    


[摘 要]?對國家和人類命運前途的關注,對時代挑戰的回應乃是公共行政面臨的最迫切的議題。變革與創新是解決時代問題的唯一出路。變革與創新的關鍵乃是意識的轉化與內在革命。內在革命意味著發展我們的客觀意識。內在革命需要我們重新思考事關人類命運的重大關系。

[關鍵詞]?人類命運;意識;內在革命


安全與秩序、生存與發展、進步與繁榮、自由與解放,或者簡而言之,去苦得樂,甚至達到永恒的存在、喜樂,乃是人類社會自誕生以來永恒不變的一個理想。人類的一切知識,無論是客觀的知識,還是主觀的知識,均屬其在不同的領域乃至于不同的層面,對所謂的各自認知的實相進行探索?茖W工作者的責任除了追求真理外,還應肩負減輕或者避免人類痛苦的責任,因為即使再偉大的真理,如果不能導致人以及人類的自由和快樂,其又有什么意義呢?

“科學以問題開始,以實踐問題理論問題開始”,[1]“它以問題開始,以問題告終,通過努力解決它們而前進”。[2]人類社會正是在努力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的過程中,學會理解各種問題,而且實際改變或解決問題。即使沒有解決問題,這也不能證明科學知識的無能,最起碼在失敗的過程中,我們還是學習到了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因為與無限的宇宙相比,與各種因緣交錯的復雜世界相比,人們的無知是真實的客觀存在。

公共行政,無論是作為人類的社會實踐活動,還是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研究領域,從一開始就是以解決公共問題作為其使命的,盡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度、甚至不同的時代,問題的性質與類型是不同的?陀^地講,對于何為公共行政的大問題,并沒有也不可能有絕對的主張,亦不可能產生所謂的學術共同體的共識。其原因十分簡單,我們本身生活在相對的二元對立的世界,而非一個絕對的世界。在二元對立的世界中,不僅空間是對立的(上下、左右、高低、南北、大小等),而且生活的世界亦是對立的(成功與失敗、美與丑、強與弱、聰明與愚笨),哲學上有客觀與主觀之分,本體論上有存在與非存在之分,認識論上有表象與實在之分,等等。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其實是人們為了看見自己而建立起來的世界,正如中國圣者老子所講的“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恒也!保3]事物不能脫離其對立物而存在,除非處在絕對的世界。其次,我們不僅生活在二元對立的世界之中,也生活在觀念統治的世界。每個人生活在自己的觀念世界之中,正是我們的觀念、思維、認識、經驗、記憶等,影響著我們對問題的看法。每一個人總是帶著既有的認識和經驗來判斷事物,而觀念的沖突往往導致現實世界的沖突,歷史上的無數沖突也證明了這一點。其三,我們需要認識到另外一個事實,世界上并不存在同質的人?茖W研究已經證明,人的情感、認知、道德、意識發展并非均衡的。處于不同發展層級的人對同樣的問題可能有不同的認知和體會,而且處在不同境遇的人,也可能有不同的認識。除非你擁有和別人相同的經驗,否則認識和理解上的共識是很難達成的,正如一個沒有當過媽媽的人,你讓她談做媽媽的認識,即使存在著認識,最多也是想象的。一個人不可能認識自己沒有經驗過的事情,正是通過經驗人們認識了通過概念認識到的東西。

從上述事實出發,筆者認為,沒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能夠令人信服地宣稱他認識到了公共行政領域什么是“大問題”或者什么不是“大問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公共行政大問題的討論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事實上,這個問題提出的本身就是意義和價值,最起碼它能夠引發公共行政理論工作者和實務者的深度思考。同時,人文社會科學,固然應該是尋求客觀真理的科學(盡管一個人窮其一生,或者歷經數代人的努力,可能連真理的影子都沒有看到),但另一個重要方面,應該是促進人類之間互相理解的科學,現實中存在的無數矛盾、沖突和苦難,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之間的割裂與疏離,而割裂恰恰是因為缺乏必要的溝通和理解所致!按髥栴}”的討論,有助于學者們之間的對話和相互理解,當然如果將之推廣到實務界,推到整個社會不同階層和群體之間,或許更有意義和價值。

作為一項人類實踐領域,公共行政乃是這樣一種活動,我們通過它創造有益于個人、共同體乃至整個人類的公共價值,并通過它參與、創造、美化和完善我們的公共領域和公共生活,乃至世界和宇宙。作為一種學科或者研究領域,公共行政并非像新柏拉圖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一種純粹的理論生活,純粹的理論生活就是目的本身,純粹理論生活優越于實踐生活,而實踐生活被認為僅僅是指向某個目標的手段。公共行政的研究和思考,并非學者們在學術象牙塔中的自我式獨白,而是根植于現實實踐之中。沒有理論的實踐或者行動是盲目的,同樣沒有實踐的理論是虛妄的。理論在實踐的基礎上得到檢驗和評價,反過來又促進新的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講,研究本身也是一種特殊的實踐,不僅僅指研究能夠加深和轉化人們的觀念,而且也在轉化人們的行動和態度。

公共行政的研究,必須回應我們這個時代所提出的挑戰,并對關系國家和人類命運前途的共同問題予以思考和回答,盡管這種回答可能是不充分的。從整個世界范圍來看,人類歷史的發展在今天已經進入了新的歷史時代,正在醞釀著一系列巨大變革,對于這一歷史時代,人們有不同的稱謂,如“全球時代”、“信息時代”或者第五次浪潮,等等。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元化,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顯著特征,一句話,人類走向現代化的進程正在加速。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人類一方面創造了巨大的文明和進步,另一方面,也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張力或者危機,這些危機表現在諸多方面,如生態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和平危機……,諸如此類的問題和危機,使人類生活在一個高度不確定性和高度風險的社會中,存在著人類歷史的終結、文明的終結甚至于我們生活終結的風險,如果人類不采取積極有效的行動的話。

就公共行政和治理而言,在全世界范圍內也存在發展的赤字、服務的赤字、財政的赤字、能力的赤字、績效的赤字和信任的赤字,治理體系本身面臨巨大的挑戰。因此,對我們自己、社群、國家以及人類共同命運的關心,無疑應該成為公共行政的重大議題。從中國自身來講,我們已經進入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這一時代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強調指出的,“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就是我國社會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一主要矛盾以及由此矛盾引發和產生的其他問題,同時建立現代國家治理體系并提升治理能力,自然便成為中國公共行政的重大議題。

對國家和人類命運的關注并非單純出于理智上的好奇,也并非想引起學術上的爭鳴。它產生于當代人對痛苦的體驗,產生于眾多個體身上所出現的恐懼、焦慮與不安,產生于受難者的淚水、慟苦及渴望,這完全是生存論意義上的渴求。公共行政的理論者和實踐者要積極參與并投入到國家及人類命運的改變過程之中。我們不是旁觀者,我們是行動者,更是探路者、筑路者,為了一種更美好的生活。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事情就是變化。面對時代以及國家面臨的挑戰,唯一可供選擇的途徑就是變革、創新和不斷的自我革命。變革就是為了永續的發展和進步,掌握時代和社會環境的脈動,不斷改變思維模式,重新設計組織這一人類合作的載體的活動。變革和革命有兩個層面:一是外在的變革與革命,它涉及組織結構、功能及其運行的制度規則;二是內在的變革與革命,它涉及意識的轉換、覺醒或者思維模式的變革。外在的變革固然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內在的變革更為基礎。因為外在的表象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內在意識的投射,全然根植于人的意識。

常青哲學(the pe-rennial philosophy)認為,實在乃是由存在和意識組成的一個巨大的“大存有鏈”系統。從物質到生命,從生命到心智,再從心智到靈性,每一個層次都超越并包含了比它更低的層次。[4]完整意義上的人乃是身體、心智、精神(或者靈性、純粹意識)的統一。而所謂的人的進化,乃是不斷超越的過程,或者意識不斷超越的過程。

中國傳統文化是建立在天、地、人合一的意識與宇宙觀之上的以人為本位的文化,與常青哲學思想有內在的一致性。老子有言:“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一焉!鄙w人所受之于天地者,具有無限的開放性、創造性與發展的潛能,人若能夠誠心正意,明心見性,實現內在的心靈革命,則可到達天人合一的境界。所謂:“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5]能夠與天地參者,亦自能夠“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由此可見人的心性的力量之大。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三家,雖門庭互異,其本體并無二致,所謂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無論是儒家的圣化、道家的神化還是釋家的佛化,皆是生命的內化與擴展,心靈與意識的不斷超越,精神境界的不斷提升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明其本心、凈其欲望、純其志慮、圣杰心靈、優雅氣質、高尚人格、充實人生、與天合一、與道合真,步入人生的最高境界。而自我超越的目的,并非純粹出于利益自己,也并非僅僅是自我的解放,而是要透過化己而化人、化人而化物,化物而化天下,善濟眾生,使天下歸元,達到和平與大同。誠如明代大儒張橫渠所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早在1929年,哲學家兼數學家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其《過程與實相》中講到,實相是一個變流,其脈絡是心,而非什么“外在”可觸摸的東西,F代量子力學已經證明,我們的想法會切實地影響我們所觀察到的一切!拔覀兣c我們所觀察的外在實相之間并不存在明顯的分界線,恰恰相反,實相取決于我們在觀察過程中所做的選擇:觀察什么以及如何觀察,而這選擇取決于我們的心智,更具體地講,取決于我們的想法,而我們的想法又取決于我們的期望,我們對連續性的渴望!保6]

歐文·拉茲洛在其名著《進化——廣義綜合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廣博進化理論,認為宇宙是沿著物理和物理化學組織層次束——生物系統組織層次束——社會文化系統組織層次束進化的,并形成金字塔形的秩序。社會的進化與精神心靈的進化不是割裂的,“二者是同時發生,并密切相關”,在他看來,“心靈和文化同技術和社會一起進化:一個技術高超的社會同時就是進化的心靈以及它創造出來的環境的產物”。[7]而且“心靈是作為復雜的非平衡系統的客觀生存功能的主觀方面進化的:從對環境的變化的脆弱性,到進化分化了的知覺和選擇行為,這時已經不僅僅是被動的作出反應,而是主動的創造”。[8]

當代另一位學者弗雷德里克·萊盧在其《重塑組織》一書中,從歷史和發展心理學更廣泛的角度研究出發,觀察到:“貫徹整個歷史,人類創造出的組織類型與相應的世界觀和意識狀態緊密相連,作為一個物種,人類每一次改變認知世界的方式,就會帶來更加有力量的組織類型”。[9]“在歷史上每次過渡到新的意識階段都會開辟出一個全新的時代”,“我們今天熟悉的組織只是人類當前世界觀和發展階段的表達形式!保10]

人是自己命運的創造者和主宰者,其原因在于人具有其自由的意志以及自由選擇的能力。社會發展的過程是人們有意識的參與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講的:“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者憑激情行動的、追求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目的的!藗兛偸峭ㄟ^每一個人追求自己的、自覺預期的目的來創造他們的歷史,而這許多按不同方向活動的愿望及其對外部世界的各種各樣作用的合力,就是歷史!保11]

所謂的生活(無論是個體的或是公共的生活)和歷史,絕不是發現的過程,而是不斷創造的過程。我們周圍和世界的一切,包括各種事情、事件、環境和出現的一切,全都是由人們的意識創造出來的。正是個體的意識以及集體的意識,創造出來各種事件和環境。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這個世界之所以是這樣,是人們選擇了它以這樣的方式存在。絕對的客觀實在或者絕對實相并不存在,而所謂的實相無非是人們創造的。我們是自己實在的創造者,我們想要世界展現什么樣的面貌,生活和世界便會展現出什么樣的面貌。創造的過程始于思維和我們的觀念,在世俗生活中,沒有什么不是最初以純粹思維存在的東西。正是我們的思維創造了我們的認知,認知創造了信念,信念創造了行為,行為創造了事件,而事件創造了我們的經驗,經驗創造了現實。除非我們能夠創造未來,否則根本無法預測未來。

既然所有發生的事情(已經、正在、即將發生的事情),無一不是人們內心各種思維、選擇和決定于外在世界的顯露和投射,那么內在的革命或者意識的轉換就是變革工程的首要議程和工作。我們可能具有的意識有四種狀態,沉睡狀態、清醒狀態、自我意識狀態和客觀意識狀態。在第一種狀態,意識處于純粹主觀和被動狀態;第二種狀態是平常所謂的清醒狀態,我們工作、說話、思考、感覺自己是個有意識的人;自我意識狀態,是指人可以客觀看待自己的狀態;而客觀意識狀態,則是人可以接觸和感覺到真實的或者客觀的世界。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多處在意識的沉睡狀態,即使在所謂的清醒狀態,亦是如此,這被葛吉夫以及鄔斯賓斯基稱之為機器狀態,即“人無論在內在或外在都沒有獨立自主的活動。他是一部被外界影響和外界沖擊所驅動的機器,他所有的活動、行為、語言、觀點、感受、情緒和念頭都是因為內外影響而產生的”。[12]而所謂內在的革命,無非就是我們要從無意識狀態中走出來,擺脫習慣性思維的影響,從虛假的自我認同中解放出來,發展一種客觀的意識,如實地看待眼前發生的和周圍出現的事物,使我們的意志服務于發現客觀的真相。簡言之,使我們的生命展現一種“意識到自己的意識”的狀態。在現實中,意識的狀態往往從我們的信仰、信念以及觀念中反映出來,也從我們對待人和事物的態度以及行為中反映出來。既然我們已經知道這個世界的危機大部分來自于舊的范式和信仰,所以必須通過內在的革命,確立新的范式。內在革命幾乎涉及我們社會和世界的所有方面,舉其要者,或者最基本的,竊以為以下方面最為基礎。

內在革命的前提乃是我們要有一個開放的心靈。每一個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特定的社會、文化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思想及觀念的制約。思想和觀念乃是記憶、知識及經驗的產物,是歷史的成果,或者講,人們一向是活在過往的歷史中,所謂的知識無非都是過去的歷史。開放的心靈意味著作為世俗的人們,我們要承認自己的無知,我們所了解的所謂的知識,都是暫時性的知識、局部性的知識,而非永恒不變的真理。開放的心靈意味著在遇到任何和我們先前對事物的看法完全相悖,或者徹底相左的思想或觀念時,我們不能簡單地去排斥它,更不要輕易地視之為“異端邪說”。馬克思主義在其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也曾經被各種新舊的勢力視為洪水猛獸和異端邪說,但歷史的發展恰恰證明了其真理性。實際上,害怕異端邪說比異端邪說更為可怕,因為它剝奪了一個民族擴展其心智的機會。世界上最偉大的觀念,無非是那種邀請全世界的人證明自己的觀念不成立的觀念。

內在革命的第二個重要方面就是改變我們的思維的誘發性思維及其觀點。從古希臘起,主導人們思維的誘發性思維乃是這樣一個假定:世界是分離的,不僅天、地、人是分離的,人的身體和精神是分離的,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社會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國與國之間,甚至男女之間彼此是分離的。正是這種分離的二元思維,使我們受制于對立的法則,使我們的生活充滿了對立,使我們不僅遠離了自己,也遠離了他人及整個世界,使生活充滿了各種矛盾和沖突,從而產生了無數的爭斗、焦慮和痛苦。人們忘記了這種二元的劃分僅僅是一種人為的分類、設施和虛構,只是為了描述、定義事物的方便而已。只要社會認為其自身是分離的,是許多彼此分離的事物的聚合體,那么沖突便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上,這種分離只是一種表相,而非終極實相,F代科學已經證明,所有生命的基質都是相同的,萬事萬物都是相同的能量,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聚合而創造出不同的形態和不同的物質。量子物理學家已經揭示了實在并非是由截然分離的事物組合而成的,相反,原本被人們認為割裂的“事物”,其實是彼此交融的,是一個相互聯系的關系網。也就是講,宇宙間沒有和其他任何事物分離的東西,萬事萬物均是生活的脈絡,它們在本質上是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的。因此,如果我們以這樣的真相為基礎發展出我們的“一體意識”或者“宇宙意識”,許多問題就會得到有效的解決。

內在革命的第三個重要方面在于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生活以及公共生活中的諸多關系。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保13]所謂的一切社會關系,既包括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包括人與社會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每個人均生活在社會復雜的關系之中,受其制約同時又改變著相互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活(無論是個人的還是公共的)無非是調整、改變各種關系,以實現關系和諧的過程。如果我們體認到世界是一體的,那么就需要重新思考和調整諸多的社會關系。而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公共行政學界需要關注的大問題。

總起來看,筆者認為,公共行政需要重點思考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和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必須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承認每一個生命存在的獨特性及其意義。在整個宇宙秩序中,人并非是唯一的支配的力量,人類的命運與地球的生命以及實在的總體命運是戚戚相關的。人類歸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并非是自然界以外的,我們自身所有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并存在于自然界。人類不能凌駕于自然之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講的,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發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這個規律誰也無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與自然是一種共生關系,對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14]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我們必須改變那種人類與自然分離的意識,改變那種統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意識和觀念。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我們承認尊重個體的價值和尊嚴,鼓勵個體實現其自身的潛力和創造性,并在創造的過程中,尋找自己生命的意義,確認自己的身份。因此,人類必須為個體性留下空間,確保每個人的充分和自由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個人自由的存在是幸福社會的根本條件之一。同時,人是社會的存在,人主要是在社會條件下實現其本質的。人誕生于家庭,人運用經濟和社會手段滿足其生物需要,人的道德、文化、宗教生活均起源于社會,其使用的語言和文字也是社會性的,人就其本身就是社會性的。人是社會性的,便意味著個體不可能擺脫社會而存在。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反對的不是個體性,而是個體主義,即那種把個體存在視為唯一正當性的觀點,那種對“自我”的絕對認同,那種把自我利益看做是生活或者公共生活可接受的基礎,把自我利益作為生活運行原則并加以接受的做法,事實上,這不僅對個人具有破壞性,對社會也具有破壞性。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國家與人民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構我們的治理秩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國家乃是社會的產物,歷史上的一切國家,包括自詡為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避免這樣一個現實:“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15]即國家權力從社會中產生,但反過來凌駕于社會之上,成為社會壓迫的工具。如何使國家權力真正恢復它的普遍性質,使社會的普遍利益真正體現出來,并在國家政權中得到集中的反映,便成為所有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如何實現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到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典范的轉移,重新思考國家治理的方式,確保國家權力服務于公眾的需要;確保人民能夠真正參與國家事務、分享權力并承擔責任;確保通過廣泛有效的對話、協商、討論來做出決定,努力將公共政策建立在絕大多數人的同意之上;確保對權力的腐敗、任性、盲目,進行適當的控制和平衡,并在此過程中,保證國家體系的自主性并增強體系本身的自我依存能力,自我適應能力,并達到自我的超越,對任何治理體系始終是一個挑戰,或者依照學者們的觀點,建立國家、法治、責任制之間的平衡的治理體系,[16]并非是西方或者特定文化群體的偏好,而是所有人類社會的普遍要求。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與理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重構國際治理的新秩序。“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不再有任何共同體或國家能夠統治其他所有的共同體和國家;不再有任何國家能夠離開其他國家而生存下去。在某種程度上,每一個共同體、每一個國家在經濟、生態乃至領土安全方面都要依賴其他共同體和國家!保17]誠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保18]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無疑是我們時代宇宙大精神或者宇宙意識的充分體現,也反映了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發展,無疑是我們時代最大的變革議程之一。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的經濟及其公共政策。隨著工業社會和市場的不斷擴張,現代社會成為波蘭尼所講的“市場社會”或者泛經濟的社會。這一社會的最大特征在于經濟領域與政治領域,甚至與道德文化領域的分離。社會中的一切均被市場化或者商品化,不僅僅土地、勞動力、產品商品化,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也被商品化,“一切皆可定價”的法則使得社會日常生活也被商品化。隨著全球資本體系的擴張,市場的功能開始主導人類的社會和生活,并且滲透到原本不屬于經濟的領域,如政治、文化、教育、醫療及法律。資本體系事實上是以完全競爭理論為基礎的,根據這一主張,一個自律性的市場會自動趨向均衡,而均衡則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狀態,并認為市場機制能夠提供所有問題解決的答案。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在自由的、民主的名義下,一度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甚至左右著公共政策的選擇。市場導向的公共政策及其治理,將追求個人利益等同于公共利益,不僅導致了公共價值的衰敗,而且完全忽略了市場價值與社會公共價值的不同,使得市場成為獨立政治與社會之外的非道德領域。市場導向的公共政策與治理,同時導致了環境的惡化,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以及社會關系的普遍異化。在學者大衛·哈維看來,資本面臨著自身無法解決的矛盾,這正是資本及其資本主義出現危機的根本原因。[19]錯誤的理論產生錯誤的政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社會混亂和苦難。正如波蘭尼在其巨著《巨變》中分析的那樣,歷史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無非是“對自由資本所造成的困局的解決方案,可以說是一種以所有民主制度之清除為代價的市場經濟的改革”。[20]因此,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及其資本的力量與限度,以及政府在經濟以及社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發展,發展并非是資本的積累和財富的增長,還包括社會的和諧、文化的繁榮以及個人的成長等多個角度。經濟和市場經濟并非終極的目標,而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我們需要在市場的價值與社會的價值之間求得平衡。

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不同文化與文明之間的關系。我們生活在一個多元文化的世界,我們都處在各自的文化之中,并從各自文化之窗來看待世界。世界是一個,只是人們從不同的窗口看待世界。正如世界不存在兩個相同的人,相同的樹葉、相同的雪花一樣,世界上也不存在單一的文化。文化的多樣性和多元性是一個基本事實!拔拿鳑]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保21]人們正是在與其他文化的相互交流借鑒中,創造、認識并體驗著自己的文化,若是沒有其他的文化(或者文明),所謂的自己的文化也便無法存在,正如沒有非我,我便不存在一樣。正因為文化是多元的,所以我們便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強加于其他文化身上。事實上,并不存在所謂的文明沖突,如果存在所謂的文明沖突的話,其原因恰恰在于一種文明試圖將自己的文化強加在其他文化之上,正是這種文化霸權主義的態度或行為才導致了文明的沖突,這也已經被歷史所證明。文化或者文明的歷史,無非是不同文化之間相互交流、學習、借鑒、甚至于融合的歷史。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的群體或者民族并非是世界中的唯一群體,我們的宗教也不是唯一的宗教,我們的思想也并不是唯一的思想,我們的道路并非唯一的道路,我們的制度也非唯一的制度。當我們擺脫了自我中心主義文化觀的時候,才能避免文明的沖突?紤]到我們時代所面臨的難題并非任何一個文化能夠獨立面對的,因此,我們需要的是跨文化的對話,需要尋找的是主體間(intersubjective)的相互理解,并在相互理解的過程中達成某些文化的共識,形成共同的文化。

在我看來,這個世界如果存在著罪惡的話,最大的罪惡便在于我們的無明或者無知,在于我們的不覺悟和不清醒。所有的邪惡都是無意識的惡果,除非我們消除了它自身的因,否則不可能消除它們,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減少。如果沒有人類意識的轉化,世界所遭受的痛苦將會是曠日持久的。如果我們處在沉睡狀態,我們既不能認識,也不能有意識地創造實在,如果我們處在無意識狀態,我們只能創造出扭曲的和痛苦的實在。當我們真正具有客觀意識的時候,我們才能認識自己并創造出我們希望的實在。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正是由于人類改變了心靈的內在態度,因此而改變了生命和生活的外在面貌。當我們的個體意識和集體意識覺醒的時候,我們的世界肯定會展現其美好、和諧和圓滿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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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成福,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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